群体欠下的债，由个体来偿还，这才是近几年来杀医伤医案的真正原因
“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是当今几乎所有国家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这就是有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实与中国从古至今流传的祖训“救死扶伤”与“悬壶济世”的精神同出一辙，并无两样。医学大家张仲景更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由此，“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理想，时代一步步演变至近现代中国，医护人员也曾被加封“白衣天使”的桂冠，受中国社会尊敬。
近些年，中国特色的以药养医体制，再加上整个行业对社会的巧取豪夺，医生收红包、拿回扣、见死不救，导致行界的医德全面沦丧，更催生出层出不穷的医疗事故，让中国社会乱象横生。前不久，钟南山在两会透露广州三甲医院医生收入，人均年收入19万多元，但账面收入仅仅4万多元，此言一出，令全社全一片哗然。他还指出在国际上医生靠技术吃饭，而国内医生靠卖药、用设备等来生存，靠喝患者血的事实。看病难，看病贵早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结，其背后酿造锯腿的人间惨剧历历在目，一再刺激中国社会的神经。而《一个医生的救赎》里陈晓兰的经历，走廊医生兰越峰的遭遇，揭露出的医疗腐败更是怵目惊心，再由媒体的推波助澜，让中国医界公信力全面破产，医生形象的一落千丈，“白衣天使”成功转型为“白眼狼”。
我们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医界把社会逼到死角的同时，患者甚至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将不满情绪宣泄和释放，从言语暴力，升级到肢体冲突，最后演变至一系列恶性伤人事件。双方充满了对立和仇恨，滋生了很具中国特色的“医闹”，并向职业性、组织性发展，让医界和社会加深了对立和仇恨。据人民网统计，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医患暴力，成为中国社会的顽症，并进一步恶化。
尽管有人把原因归咎于药养医体制、国家投入太少，社会医疗保障的不完善等等，诚然这些问题都是今天中国社会医患尖锐对立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背后最主要的问题还得回到政治体制的根源上。
改革开放后，除了官倒这样的针对整体社会的公权力腐败外，医疗、教育、住房原本属于公共服务的行业却形成新的三大座山，让中国社会压力山大，何以如此？稍作分析，不难看出，贪官是针对公权力的滥用，医疗、教育、住房的问题无非是针对于患者、学生家庭、购房群体特定人群的特殊权力腐败而形成的，说到底，贪官集团与当代中国医疗并无多大差别。
谁都知道，有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有病。老百姓要承担的最大风险莫过于医疗风险了，相对于其它风险，医疗风险则是人命关天，而医生恰恰掌握的是生杀予夺的权利。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高额医疗费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家庭被彻底洗白，而一贫如洗。卖肾救亲等活生生的例子，则把中国医界如何巧取豪夺暴露无疑。
众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同样没有监督医疗的公权力，也必然产生医疗腐败。这世上原本有一个甚为清晰的逻辑，由一个受监督的公权力——公检法，然而公检法在当今中国却受制于政制，无法对其它特定人群的特殊权力行使有效的监督，甚至合二为一狼狈为奸。再者，现代社会原来该有一股自由的社会媒体与舆论的力量，但同样受制于公权力，如此造成外部制衡的力量一一缺失，致使医疗医疗腐败同权力腐败兹生共长，泛滥成灾。医患冲突与社会群体性事件一样乱像横生，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不可能改变医教等特殊公权力不受监督的现状，在官官相护和医医相卫的中国现实下，从高薪养廉到加大医疗投入，有用无用，公众自明。
而政治体制是最高级的一环，处于体制中的最顶层，不到最后关头，掌权者大可放手一搏，但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历史经验，整个社会几乎都处于全面失控状态，而处于权力边缘的医疗等特定公共权力，则首当其冲的受到冲击。在中国历史上，诸如“诛晁错、清君侧”的事例一再上演，清君侧用现在的话就是指清除君主身旁的亲信、坏人。亲信是贪官，坏人则是指奸商或指让老百姓最不满的人，而当今位列中国社会的三座大山之首的医疗腐败，在社会全面失控下命运到底如何，可想而知。这点不只中国如是，中外概莫能外，我不主张甚至极其反感暴力和血腥，但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同样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例如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一直以来华人作为印尼比较大的民族，华人群体并不是一盘散沙，相反而是抱紧成团，在排华之前控制着印尼相当高的商业比例，颇有点类似于中国官员的官官相护和医医相卫的味道，他们与印尼的官员官商暗中勾结谋利，再加上华人群体的相对封闭性，致使与越来越多的印尼主流人群对立，最后酿成了98印尼排华惨案，可谓是对中国医者的一记警钟。
站在某些医生的角度，或许他们看来是天方夜谭，他们也总认为这样的事情太过离奇，毕竟自己让人能起死回生的人，至少是有用的人，再或许中国离那一步真的遥远，有钱赚就赚，所以就不想以后，就图现在，甭提将来。但他们或许忘了，这世上离了谁，地球照样转的道理。对一个行业而言，有退出的，自然就有进去的。而另一面，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上面虽然捂得很紧，下面的火却烧得很旺，这就如同高压锅，一旦炸锅，在一个失控的社会被动退出，作为三座大山之首的医界，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命运如何，恐怕只有天晓得。
因此，中国医生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不是未来时，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在时。如果在政治体制和医疗体制无法得到及时修正时，也只能从个人的自我救赎开始。而要实现个人的自我救赎，医者只能摒弃“重利忘义”而重归“重义轻利”，重拾“救死扶伤”与“悬壶济世”之根本，坚守职业道德，努力缓和当前医患之间的矛盾，修复与社会日益撕开的裂痕。更要以技术立本，精研医学技术，靠技术吃饭，靠技术致富，绝非喝患者的血维生。如实力不济，大可弃医转行从事其它行业。总之，守得清贫，积善成德，方可赚取一生的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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