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查看大图 “6,7厦门公交车大火案”发生仅不到一天即告破，随大火死亡的无业上访专业户陈水总被宣布为罪犯。对警方如此神速笃定破案我表示了惊讶和佩服。
官方也宣称，陈水总的确家庭困难，但他的“自白”只是“一面之词”。这让我突然感到恶心：恣意向死人泼洒不实之词，难道官方就不是“一面之词”？时至如今，我们一些官方仍搞些龌龊动作转移视线，让人很鄙视。操！不说他们了。
陈水总制造的这起大惨案，不但让我想起32年前的1981年6月24日，同为在厦门发生、同为公交车爆炸、同为嫌疑人悲观厌世制造、同为数十人死亡的纵火案似曾相识。也让我想起31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起报复无辜者的“交通事故”。
1982年1月10日11时，年仅23岁的北京出租女司机姚锦云，驾驶一辆华沙牌出租车闯入天安门广场冲向金水桥人群，制造了5人死亡、19人受伤的恶性惨案。“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神速判决，一个多月后的2月19日，距24岁生日仅3天的姚锦云被枪决。
说来招致姚锦云失去理智的极端行为原因很简单：出租车单位领导自身违章克扣了姚锦云23.20元奖金，姚多次反映无果还遭停职。这让烈性脾气的她难以忍受情绪失控，最终酿成了这场惨案。20几元索取6条人命，拿到今天看让人不可思议。
“姚锦云事件”的发生，如果只是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官僚作风和“一切向钱看”招致矛盾激化报复社会的个例的话，那随后至今的30多年偏锋走向的改革弊端暴露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激化，各类矛盾激化恶性案件迅速增加，早已不是什么一个“偶发”和“个例”所能解释清楚的严酷现实。
2001年震惊全国的滥杀无辜者“张君案”发生，同年6月初《南方周末》发表了《张君案检讨》长篇通讯引起人们关注。该文理性分析了“张君事件”生成的前因后果，大胆提出张君犯罪集团既有自身不可推卸的内在因素，也有社会和政府激化矛盾促成的外在原因，社会应做必要的检讨。《检讨》充满了忧患意识，我始终认为思想分析证据引用很客观有深度，是当年媒体集体噤声环境下的难得的好文章，亮点准确击中我们社会的软肋。然而这篇有着警世作用的理性反思通讯，却因触动了敏感“雷区”引起某些高层的不快被封杀，直接招致该报主编被撤、报纸整顿、报道撤版“大地震”。至今回忆起来是件很令人痛心的事。因为这种理智反思开端被绞杀，意味着这类案件深层问责从此进入“冷冻期”，以致再出现此类恶性案件，报道几乎全是罪犯作恶的内因发作，外因促成几乎无人敢涉猎了。
我至今对《张君案检讨》一文中，对张君、李泽军和陈世清等重要成员“由好人变坏人”的嬗变过程印象颇深。例如张君的恶变在于1983年因“打小架”招致 "严打"制裁而被不公劳教3年始终不服，外加创业的几次挫折最终走上了极端；李泽军曾当过海军，退役后因家境贫困其妻喝农药自杀对他刺激很大，随即城市打工又遭连番的失败打击；而陈世清是村里高手艺瓦匠，慷慨仁义人缘也好，曾被北京三建公司评为"先进个人"。1997年一起事故摔伤遭遇不公对待，也被迫改变了人生轨迹。而《张君案检讨》中最为振聋发聩的两句话曾对我启发很大，是这样说：“权力和金钱，往往是构成对规则的践踏的两个重要手段。”“对规则的践踏和漠视成为一种现实之后，更为极端的反规则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认为是厘清了一个好人变成坏人的“游戏法则”。
畸形的社会必然制造畸形的人群，畸形的人群必然有着畸形的思维，畸形的思维必然产生畸形的行为。这些年来，我们社会的戾气越来越浓烈。不管是官是民是富是贫，大家都怨气十足。在“权、钱、色”魔杖拨动下，人与人之间充满唯利是图和潜规交易的浮躁，彼此冷漠相互猜测前后倾轧上下抵触左右妒恨越来越势利，让希望梦想变得虚无渺茫。极度不公的社会分配、反差极大的贫富差距、权力滥用的官场腐败、金钱利益下的人际关系、道德法律的全面溃堤，等等等等的“畸形改革综合征”，让我们这个社会病的不轻。但社会不公和权威失范，应该是最两大决定因素。更要命的是几十年一贯制理论高调，让严酷的社会现实弊端打得粉碎，曾经的“善男信女”早失去耐心，无人再去理会什么理想信念，只有动物的本能和僵尸的撕咬的下意识冲动。
人的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形成的。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用马可.奥勒留话说就是“依据自然的恶是没有的”。一些最底层的人群，由于权利不断被蚕食、起码生存条件恶化和缺少社会必要关爱辅导，逐渐成了社会“边缘人”和“多余的人”。这种趋势加剧了这部分人消极悲观转化为绝望厌世和报复社会意识的“恶”倾向。但这并不等于或证明有这种消极思想倾向的人群都会去付诸行动“走极端”。除了极少数丧失理智铤而走险的人外，绝大多数还是能调整心态相对冷静抑制内心魔鬼的。不过，他们很可能是社会极端行为的同情者或声援者，而且与偏激行动实施仅一步之遥，任何一种国际的权力和权利的冲撞，即可演化成硝烟浓烈的战场和墓地。
而这种浮躁情绪之风的造势蔓延，皆因我们社会弊端不能得到及时遏制，人心得不到安抚、困难得不到帮助所然。因此先后“好人变坏人”类似“张君案”的恶性杀人抢劫等大案要案不断发生。在权力滥用钱权交易的无法无天侵害下，官民利益冲突愈发变得尖锐。从强圈强拆、截流上访等等“星星之火”矛盾，激化成各类突发事件和人命案的“燎原之势”。层出不穷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忙于“堵”和“压”的折腾，成为不得不投入与国防相等的“维稳”开支去应对的本末倒置……
前两年，最有代表性，也最博得同情的是“杨佳袭警案”。如果说杨佳的“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回答，是民间权利对官场权力失去耐心的野蛮对垒的话，那杨佳的极端的“以暴制暴”滥杀无辜，起码还目标有所指向只袭击给他造成损害的群体。但现在看来，4年前62岁的张云良制造的“6.5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和今年60岁的陈水总制造的“6.7厦门公交车纵火案”，以及近来发生的诸多伤及无辜的爆炸案，已经说明这种“讨说法”的指向，不再是特定人群，而是全社会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趋向。而这两起报复社会的暴行，全是出自两个60岁的底层无助孱弱的老人（尽管他们有自身的问题）。也该是彻底反省检讨我们社会各个部件的时刻了。
是谁让这些原本该颐享天年的老人成了罪犯？是他们本身还是家庭？是社会还是权力？或者兼而有之？
我们曾有在延安时代就塑造诞生的歌剧、解放后的电影和文革前夕诞生的芭蕾的《白毛女》，以及据说是真实版的四川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故事。虚实两个版本的“白毛女”，一时成了彰显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标本嘘嚯了几十年，成了我们“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的优越制度同腐朽制度的本质区别。
我也想起法国现实主义大文豪雨果，在其以法国大革命后所谓“共和”体制背景下，倾诉的最底层“可怜的人儿”非人遭遇的“悲惨世界”的三大社会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当然，那可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罪恶，不是我们国家的幸福。遗憾的是：百余年后这种社会毒瘤竟然在我们优越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扬光大。我们不但制造着新的“冉阿让”、“芳汀”和“柯赛特”。而且连当年统治者“鹰犬”的沙威那点残存的良心忏悔而自杀的勇气都没了，只有大小“沙威”们毫无制约的无耻撒野和骄横。
传统的理论灌输，让我毫不怀疑既定洗脑说的没错：的确！把坏人变成好人的社会，必然是个好的社会。而把好人变成坏人的社会，绝不是他妈个好的社会！这是我的认为。
据媒体调查报道：近年来陈水总一直为户口和低保上访奔走，全家生活挣扎在贫困线上。事发前他不停歇咳嗽似乎患了什么病……但这一切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却在冷漠和“踢皮球”中将他那点游丝希望彻底决绝斩断，最终自我了断走上了“报复全社会”的不归路，让其他46个无辜冤魂跟着陪葬。如果我们能深层理智分析、敢于自责反思这桩沉痛教训案件的前因后果话，换位思考多些良心和责任的承担，那陈水总同样应该算个是我们社会不作为下的一个受害者，就像美国人能宽容对待当年制造一校园枪击案那个自杀的韩国凶手，最终也成了烛火悼念和祈祷救赎的灵魂之一，那我们这个社会就真正的进步了。
我是坚决反对拿自己不幸，去让无辜者生命赌社会报复的野蛮杀戮——哪怕是你占有所有充足理由或背负天大的冤枉；我也厌恶某些具体案情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必然和无奈；我也认为许多案件发生有着人性弱点和权力暴戾因素的多重混杂产物。然而，从32年前的“姚锦云事件”，到今天的“陈水总事件”，一系列“让人变成鬼”令人感叹的似曾相识历史轮回，我不知道这种尴尬结局，是对这几十年来某些“辉煌成果”的肯定呢。还是做了无情的嘲弄？
从姚锦云到陈水总一系列难解的“报复社会谜团”，似乎仍无人去较真反思。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相关部门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在积极消除这种可怕隐患还是正在变本加厉制造这种干柴烈火？是不是在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制造“施害者”？又该担当哪些道德、舆论甚至法律上的谴责和审判？
——这才是我们社会的真正悲哀之处！
人在做天在看，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我们社会该彻底“刮骨疗毒”救赎自己了，不该继续是感觉良好的责任推卸的始终迷糊——我们每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我们同坐在一辆具有特色的车上。
.jpg)
.jpg)
.jpg)
